也可以利用大众媒体等有效工具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予以揭露、监督、施压，防止国家权力的肆意与滥用。

德国帝国法院本可能在形式考量中非常容易地处理这个案件，法官可以说我们的刑法规定，对孕妇杀死胎儿要处以刑罚（《德国刑法典》第128条）。市民民愤极大…… 大众对事案的关注往往不是把重点放在法律思维的必要考虑上，而是在没有法律思维和方法的基础上，无限扩大了考虑的外围因素。

（摘自朱文第十部分）要增强法律人的这种能力，就必须超越所谓的‘法律人思维，或者换一种说法，就必须在经验层面上丰富法律人思维的概念（摘自第十部分）。再看国外法学家，欧陆的拉伦茨、考夫曼、恩吉施、阿列克西以及英美的哈特、麦考密克、赖瑞#8226;亚历山大，[59]甚至德沃金等法理学家和法哲学家，难道他们都是为了不侵犯他人领地而为之？甚至杜威这样的哲学家还研究法律思维，写过《逻辑方法与法律》呢，难道也是为了侵犯他人领地？[60]在当代西方法学理论研究中，有哪个著名法学家不涉足法律思维方法研究或者有哪位对法律方法理论一窍不通的？法学理论学者如果不虚心、潜心地学习掌握一门部门法，将制定法作为研究对象，即使长期从事法律理论研究和教学，也不一定掌握法律思维的真谛。法律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容忍制定法之不正义的困难程序，外行人的正义感的标准在于他究竟是否能够容忍处于法的安定性利益中制定法的不正义。这仍然必要，无可替代这句话中可以知道，苏力并没有否定法律人的专业技能和法律方法的存在。本文主张法律人思维二元论，即在实定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进行结合、协调和平衡，遵循规则和超越法律。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中，法教义学是基本的，是主要的。前者主要是法学理论（法理学一法哲学）研究对象，后者主要是部门法研究对象。[4]对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评述参见黄立君：近十年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评述，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33]张曙光、丁利：前言：演进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实施，载《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3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57]中国政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并于2007年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些重要职能部门也相继发布了信息公开的法规。此外，在使用这些研究工具时，法学家也不同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42]这一路径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专业化人力资本上较低的进入门槛上，使得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有效地参与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7]参见钱弘道、黄立君等。[67]例如，纽约大学法学院的Oren Bar-Gi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Omri Ben-Shahar、南加州大学的Ehud Kamar。

在计量经济学的训练已经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在美国，这一研究方法的进入门槛已经从法律专家中的经济学爱好者提升到了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法律博士学位的要求。[70]Robert D. Cooter. Inventing Market Property : The Land Courts of Papua New Guinea，Law ＆ Society Review 25. 4（1991）：759-801. Available at : http : //works.bepress. com/robert_cooter/42. [71]季卫东教授于1990年获聘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1996年升任教授，见上海交通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 sjtu. edu. ca/teachers/2009/1104/article-279. html。波斯纳也批评了对已有理论著述（literature）进行修订、完善和批判的研究思路，倡导以问题（a problem）为中心、广泛使用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工具，参见他对贝克为法律经济学所作贡献的评价：Richard, Posner：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Lawand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2, No. 2（Jun.，1993），pp. 211－215。[29]参见张建伟：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

一手数据固然最为可靠，但其高昂的采集成本和对采集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要求使得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使用甚至是广泛依赖于二手数据。[42]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即便使用数据，也不对其进行计量分析，既包括个案研究，也包括了比较简单的量化研究。法律研究和学术论文自然比经济学的论文写作面临更大的地方性知识的挑战。

或者即使转换成数据，也不一定进行复杂的计量分析，而仅作比较简单的统计和比较分析。[48]但计量研究结论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样本数据的代表性之上，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恰也植根于数据的质量之中，因此比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更依赖于研究者很难控制的原始数据本身。

[9]该刊物的第4卷即是法律经济学专号，大多数文章为实证研究。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这些披露是职业共同体内部互相监督的重要机制，成了最挑剔的法律经济学杂志对投稿的基本筛选要求，如《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与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第二条路径则是对实际案例的具体细节和制度背景的研究，但并不一定将案例的细节转换成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学术活动的本质和独特生命力恰在于研究者观点和方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多样性，学术界个人选择和研究方向的衍化也体现了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与此同时，其对细节和制度背景描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却是计量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侯猛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和判决书细致入微的解析和制度分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优势。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更是如此，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计量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套用美国现存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法律现象。

另一类则是用回归分析来挑战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假说或是提出替代假说，这一类研究更具创造性，通常也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多被国内学者所采纳。而狭义的理解是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涉及从具体数据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的专业研究方法，具体参见Lee Epstein and Gary King, The Rules of Inference , 69 U. Chi. L. Rev. 1 （2002）。

[68] 与此同时，外国的制度安排为从事实证研究的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资源，产生了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而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高度技术化、数学化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一研究的进入成本。

[58]例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7年4月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使用范围和方法论上的开放性和地方性，也正是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也是这一路径下作品数量庞大和研究对象极为丰富的原因。

在我国，这一特征已经得到初步展现，我国学者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为国内一团和气的学术交流习惯带来了新气象，也展现了以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艾佳慧对冉井富关于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的评论即是一例。又如，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未来对于土地财产制度理论、征收理论等法律经济学财产理论等都将构成精彩的挑战。从基层法院获得了第一手诉讼和审判材料和数据的研究者可能很难会对这些法院的法官素质或是办案方式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是提出可能削弱这些法官利益和权限的公共政策。四、结语 十年前，美国法律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事件被科斯称为非同寻常的不约而同（an extraordinary coincidence）：发表在同一期《法律研究杂志》的三篇文章均针对一篇文章提出批评，该文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被大量引证和追随。

[26]唐应茂和盛柳刚的两篇作品：民商事执行程序中的‘双高现象和中国司法执行难的计量分析，分别载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2006年）和第4卷（2009年）。同时参见该期刊的官方网站，载http://www. bepress.com/til/，最后查询日期：2010年7月9日。

与此同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在上述困难面前知难而退。从研究者成本一收益的角度分析，数据丰富的领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但受到研究者追捧的题目未必皆有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从而造成浪费。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从未如此开放、全球化程度从未如此之高的时代，在从事法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我们理应具备应对国际化挑战的信心和胸怀。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例如，徐昕运用博弈论对证人制度的案例进行的解读，[38]刘光华对民间投资和乙肝歧视案的案例研究，[39]李国庆运用制度经济学对律师行业的分析，[40]以及沈满洪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几个地区水权交易案例的研究[41]等。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舶来品。面对世界上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市场，也就是美国的法律经济学界，中国法律研究学者如果能够娴熟地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理论框架和工具对中国的法律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至少会大大增加中国学者进入这一市场、参与对话和交流的机会。相反，每个研究者都有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自由。

这一策略因为要推翻常识，排除大量的变量来论证新假说，其论证难度可想而知，其最终结论通常也会引入大量的限制和有待进一步测试的假设，从而减弱其重要性与创造性。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张曙光及其合作者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自1993年就开始收集和出版涉及中国法律制度的案例研究。

美国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计量作品都会在文末指明数据与分析中存在的限制、问题和差距，并明确这些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但也不羞于说明这种不完美的研究可能作出的贡献。数据的样本代表性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财务负担能力，因为数据采集和整理本身是一项昂贵的工作。

也许是中国期刊对篇幅的限制，这一路径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没有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查询方式或是数据来源的索引。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角色的变化对此有很大启发。